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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ristie Lu Stout：在这个问题中，有对华为的信任问题，还有对中国政府的信任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移交数据，华为就必须移交数据，对吗？任正非：第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声音。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企业绝对不允许装后门”，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份全国人大答记者问上也说过“不允许中国企业装后门、窃取信息”，这是官方对法律的释法。第三，华为公司是拿不到数据的。华为公司是卖的裸设备给运营商，运营商在运行设备的时候才有数据，但运营商是在主权国家管理下运行的，要服从这个主权国家的法律，不能违反主权国家的法律。我们拿不到数据，也不需要这些数据，从这点而言，美国这个说法靠不住。就像汽车一样，汽车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运输什么东西是卡车司机说了算，不能怪汽车生产厂家。一样的道理，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造“卡车”的公司。

不过报道指出，在此之后，离开加州的美国人多于来到这个州的外国移民。2018年，有15.6万名美国本地人离开加州，相比之下，来到加州的外国人只有11.8万。这些人都去了哪里？根据当地媒体的分析，他们大多去了加州周边一些消费水平较低的州，比如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俄勒冈州，还有得克萨斯州。由于加州的住房开支还在猛涨，离开这里成为越来越明智的选择。

2018年6月，生态环境部约谈广西玉林时指出，2016年11月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后，玉林市没有认真组织整改，2017年需完成的南流江污染治理项目均未完成。2018年一季度，南流江干流玉林市境内水质全线下降至劣V类。《玉林市“十三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中介绍，2016年2月自治区政府同意撤销玉林市南流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其供水片区由罗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供水。

在香港司法体系中，作为“检方”出现的律政司同样对案件审判起着关键作用。香港著名大律师黄英豪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根据香港的法律程序，类似最近针对示威者发起的刑事诉讼一般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负责检控。在对嫌犯提堂的过程中，法庭首先会讨论是否允许辩方保释，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律政司的意见。如果律政司认为辩方可以保释，法庭在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做出与之相左的决定。有香港警界资深人士表示，不同人对律政司的看法不同，警方认为他们的检控要求太高，有维护暴徒之嫌；而“泛民主派”则认为律政司提出检控太容易。

但救援不是提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不仅是对“乖孩子”的不公平，也会诱导不良发展之风，反正“撑死胆大的，饿死有人兜底”。救援的边界在哪里？“救急不救穷”成为一种共识，同时“契约精神”、“互相尊重”也是必不可少。令人欣慰的是，在吹起“纾困”号角的深圳，相关国资平台也是有备而来。“纾困”行动资金被称为“共济资金”，本身就有着“救急不救穷”的共克时艰意味，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同时，国资平台的救援也并非免费的午餐，“坏孩子”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的成本恰恰是市场行为，也并非坐地起价、趁人之危。

这只是当时乱象一个缩影。过度迷恋纸面上的数字，常会忽视真实的规则；一味追求繁华的表象，就会丢失繁华的根基。大萧条，就是根基丢失的代价。只是这代价过于沉重，沉重到用几代人陪葬。整个3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减少70%，国内近1/3人口没收入。这一时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被称为“萧条的一代”。